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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一舟

　　杜鵑是深圳市龍崗區的一名普通外來女工，家鄉是國家級貧困縣，高中畢業南下打工，每天工作11個小時，收入隨著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而提高。今年1月，她在廠房的衛生間里撞破頭，因為事關600元“全勤獎”，她自服止痛藥，忍痛工作了3天，堅持到休息日才去醫院，檢查后發現是腦出血。一周后，她停止了呼吸。

　　這則報道給我們另外一個透視底層勞動者生存狀態的視野：在繁榮的城市喧囂下，總是有這樣的一群人游走在都市霓虹燈的邊緣——為了拿到600元全勤獎竟然不顧生命安全，這在很多人眼里多少有些不可思議；但對于“這群人”而言，600元意味著一個月的生活費、孩子一年的學費……在沉甸甸的600元全勤獎面前，生命就是如此之輕 。

　　600元全勤獎之所以成為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根本原因在于底層勞動者權利的蒼白、報酬的卑微。每天工作11個小時，收入隨著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而提高——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勞動力密集的民營企業，政府發布的最低工資標準事實上已經成為企業支付勞動者報酬的合法性“框架”。而這，正是600元全勤獎被無限放大的關鍵所在。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曾經撰文指出：中國正在以“勤勞 ”對沖“制度成本”，“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 、相對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的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中國工人很勤勞卻不富有，道理就在這里；一個女工視600元全勤獎勝過生命，原因還是在這里。

　　這些年，官方多次承諾“增加勞動者報酬，實現體面勞動，讓勞動者有尊嚴地活著。”可每月只能獲得廉價的勞動力報酬，沒有充沛的福利和權利保障，在企業經濟生活中無任何話語權，何談體面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為拿全勤獎而意外死亡的女工”所投射出的群體權利孤獨，并不需要憐憫，而需要制度和財富倫理的直面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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