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馬滌明

　　高壓反腐的態勢下，不少落馬官員背后牽扯出一批企業家，“近段時間，很多黨政干部不敢接觸企業家，很多企業家也不敢去找黨政干部，黨政干部和企業家之間隔著一扇‘玻璃門’，看得見卻不敢進、也不敢接觸。”天天和企業打交道的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莊聰生看到了這種“微妙”的現象。（3月7日《中國青年報》）

　　高壓反腐，反的是腐敗，而不是正常的官商接觸；因為正在高壓反腐，很多官員就不敢接觸企業家，這種“不敢為”很不正常，你若無心腐敗，沒想索賄，也沒想吃拿卡要，有什么不敢接觸的？“太近了可能有人說三道四”，這種說法并不實在。常言說“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官員既不做虧心事，也就不應該怕被“說三道四”；不曾腐敗，任何的“說三道四”都不可能讓誰成為腐敗分子，真有腐敗問題，才會怕人說。

　　官員不敢為，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某些官員失去了“為”的動力—— 不愿為，而未必是不敢為；一個是行政權力的責任義務的自由度過于寬泛，很多時候可以是想“為”就“為”，不想“為”就不“為”，這是監督無力的結果。

　　以避嫌為由“不敢接觸”企業家，要么是自身確有嫌疑，要么是因為不敢要好處，所以沒有積極性。用老百姓的話說，所謂的“不敢為”，其實就是“不給好處不辦事”，這個問題上，要警惕某些人以消極怠工對反腐軟抵觸，對不作為、慢作為的情況要嚴厲問責。而要徹底解決這種問題，必須在重構權力監督機制上作出努力：如果官員“為不為”，必須照規矩辦事，而不是完全由著官員們的主觀意志；如果審批程序完全公開透明，不給行政權力留下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間；如果監督投訴渠道暢通有效，監管力不只是來自一個方向，不作為、慢作為被投訴會面臨嚴重后果，就很難出現官員“不敢為”，而應該是“不敢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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