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堂吉偉德

　　近日，由安徽省合肥市法制辦發布的《城市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提出，區政府可以在不影響城市交通、環境衛生和居民生活的前提下，劃定一定區域，供市民進行健身需要。《意見稿》規定，市民進行集體性健身活動應當遵守規范，在指定區域內按照要求進行，保持活動場所及周邊環境衛生整潔。而有音樂伴奏的活動，比如廣場舞，應當按照規定控制活動時段和音量，不影響居民生活。(8月16日中國新聞網)

　　廣場舞引發的糾紛，可以看作是權利邊界之爭：一邊是群眾體育和健身的需要，另一邊則是安靜的環境需要，由此引發的矛盾和沖突有升級之勢，從潑糞相抗到朝天鳴槍，從高空拋物到高聲干擾，由此引起的全武行和肢體沖突不在少數。諸多事例已經說明，任何公共場所的活動僅僅依靠自我規范，而公共管理沒有發揮作用，相應的制度規范沒能明確，就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誘因。合肥市此次立法規范包括廣場舞在內的集體性活動，可謂為其他地方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經驗。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廣場舞之所以難以治理，還在于缺乏相應的規則作為基礎。現行的管理困局在于，一方面是管理主體多元，“九龍治水”之下沒有明確的執法主體，從城管到公安再到環保，每個部門之間的職能有交叉也有重合，如何明確一個責任主體，需要立法賦予；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實施以來，對于防治城市噪聲污染起著了重要的作用。不過，由于法律規定的過于寬泛，未能事無巨細一包到底，就需要地方立法給予配套。

　　同時，管理好廣場舞還需要堵疏結合，還得靠公共管理機構更多的作為與擔當，比如劃定合理的區域，給廣場舞者提供最基本的場地需求；加強宣傳和教育，提高每個人的公共空間意識；提供公共音樂服務，從而達到噪聲的可防可控；以及加大噪聲執法的力度和巡查，等等。總之，對于廣場舞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寄望于自我調整和約束，必須發揮公共管理的主體作用。當然，要讓公共管理更有作為，就必須對其賦權和確責，如此才能真正避免“無法可依”的管理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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